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周培源的两次振臂一呼尤为让人津津乐道。一次是批评聂元梓。他看不惯聂元梓的倒行逆施，先是给她贴了万字大字报，然后又出任反聂派群众组织“井冈山兵团”第一任核心组组长。虽说后来在周总理的亲自干涉下，周培源听从安排离开北大，但他接那个职位本身，就足以证明他的勇气。需知当时反对聂元梓的人，要有舍生取义的精神——有一个大家的老熟人，为了倒聂，前脚“拼着老命”上了“井冈山”，后脚就被抓进了牛棚。谁？季羡林！

    再一次即他1972年10月6日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》一文。在极左思潮横行的时代，基础理论研究成了受气的小媳妇，连热力学定律和相对论都地位不保，时不时被打倒在地踏上一脚，整个中国科教界处于一片迷茫之中。周培源按捺不住心头愤懑，挥笔写就该文，从科学的来源与发展的规律上，否定了极左势力的浅薄与虚妄，给中国科学界打了一剂强心针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他应中国科协之邀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作了一场题为《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路线斗争》的报告，27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。杨振宁后来赞叹：“大家对周先生很佩服，因为他不怕压。”

    其实周培源年少时即是热血之人。他在上海圣约翰附中读书时，有次在外滩草坪上散步，竟被一个看管轰了出来。周培源气愤至极，那个看守说：“什么时候中国强大了，你们才能在这上面走。”这被他视为极大的侮辱，也成为他努力的动力。后来他参加反帝游行，被圣约翰附中开除，却也因祸得福，通过插班生考试被清华录取，并于1929年成为清华最年轻的正教授，从此开启了60多年的高等教育工作生涯。

    他讲课认真、起劲，说话也快，富有感染力，而且十分注意启发诱导学生去开动脑筋。他曾在一次理论力学课上，向学生抛出问题：“牛顿的三大定律可不可以归结为两大定律？”学生顿时傻眼，这可是挑战经典物理学基石的举动！但周培源就是要以此启发学生的思维。他最讨厌“差不多”。学生依据实验写论文，周培源对影响实验精度的关键因素十分注意，总要学生在更高的精度上说出其对实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，依据是什么。谁如果不小心说了个“差不多”，一准被周培源怼回去。

    他不仅在学术上精心指导学生，还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、支持和保护他们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后，他的研究生于光远因参加党抗日救亡运动，无法专心撰写论文，周培源同情他，尽力帮他完成了论文。解放战争期间，他的一些本来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，突然一下子变成了“60分主义”，他就知道学生准是参加进步活动了，便心照不宣地默默保护。十年动乱中，一位助手被扣上了“反对文化大革命”等四顶帽子，处境十分孤立。周培源让人捎话：“不要悲观嘛！今后说话注意一点就行了，欢迎继续到我家去做客。”这位在几十次批斗会上没掉过一滴眼泪的男子汉，顿时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嚎啕大哭。

    周培源是唯一一个长期和爱因斯坦工作过的中国人，也是唯一一个给爱因斯坦拍过照片的中国人，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和爱因斯坦合过影。女儿周如玲曾问过他为什么，周培源答：“他是这么伟大的科学家，我怎么有资格和他照相？”无独有偶，1982年，周培源率团到英国剑桥参加世科联大会，到牛顿曾经工作过的剑桥三一学院参观。学院的小教堂中有一尊牛顿的铜塑像。周如玲对周培源说：“这是力学的鼻祖，你也是搞力学的，我给你们照个相吧？”周培源再次连连摇手：“他是牛顿，我哪里有资格和他合影？”

    有人感慨说，他之所以不愿意合影，是因为这些大科学家在他的心目中永远占有极其神圣的一席之地。其实延伸一下，这不仅是大科学家，更是科学、真理在他心中占有极其神圣的一席之地。当一个人的目光可以看透宇宙和人类时，他心中涌起的必定不是狂傲，而是谦逊和敬畏。大智大勇的周培源即是如此。（高毅哲）